就在高錕得獎翌日，傳媒大肆報道，我在車上看見頭條日報（？）的頭條是「高錕獲諾貝爾獎 港人驕傲」，「高錕」兩個字放大和粗體了，但「港人驕傲」四個字更加大和粗體。由於美籍的高錕任職美國公司時在英國的發現，一時間，全個香港都驕傲起來。 又或者，其實華人也是地球人呢。看世界時拿著地圖，認識一個人時先查核他的族譜。 還有那個百年夢想。 ********** 人民日報人民時評：
楊健：諾貝爾獎離我們有多遠
2009年10月09日00:00 來源：人民網
http://opinion.people.com.cn/BIG5/70240/10157445.html 那些偉大的發明和發現，往往藏身在遠離金錢和功利的地方，只有不為它們所累的人，才能輕裝跋涉，找到這自由的王國。 10月6日，華裔科學家高錕終於拿到了那項“遲到20年”的諾貝爾物理學獎，在他創立的光纖通信傳輸理論誕生近半個世紀之后。 由於這一理論，我們的世界已與40年前大不相同。網絡通信的“道路”每隔6個月就加寬一倍，“文字、音樂、影像和影片在一瞬間傳到世界各地”，互聯網、電子郵件和即時通訊讓無線電報、銅纜電話和郵寄通信一點點走向歷史。到今天，全球光纜的總長度已超過10億公裡，足以將地球赤道纏繞2.5萬次。在這一道道纏繞中，地球正變小變平，即使遠隔千裡，每個人的呼吸你也能清晰地聽到。 耐人尋味的是，40年時間裡，這項成果的開創者，卻比其他任何人都少想到諾貝爾獎，甚至不曾為他的發明申請專利。“我沒有后悔，也沒有怨言”，高錕說，“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，我告訴你，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成果。” 對於那些熟悉科學史的人來說，這話真是耳熟能詳。牛頓發明微積分之后，在27年裡對誰都沒有提起此事﹔他在光學研究上的成就徹底改變了人類對光的理解，也是過了30年才與世人分享這一成果。卡文迪許發現或預見到了能量守恆定律、歐姆定律、道爾頓的分壓定律、裡克特的反比定律、查理的氣體定律和電傳導定律……這個清單可以拉出去很長，但當麥克斯韋將這個清單拉出來的時候，他已經去世近一個世紀，所有發現的功勞幾乎都已歸屬他人。 我們說起這些常人眼裡近乎極端的例子，並不是鼓勵科學研究者棄絕榮譽、糞土金錢、不食人間煙火。我想陳述的只是一個事實：那些偉大的發明和發現，往往藏身在遠離金錢和功利的地方，只有不為它們所累的人，才能輕裝跋涉，找到這自由的王國。 高錕是幸運的。他自幼在寬鬆的環境下成長，用紅磷粉和氯酸鉀摻和在泥土中制造“土炸彈”，是他小時候最刺激的實驗。他周游列國，像傳道一樣到處推銷他的信念，盡管幾乎無人相信世界上會存在無雜質的玻璃，但從來沒有人阻止他“異想天開”的夢想。9年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生涯，他同樣有條件去塑造學生們“自由的心靈”，塑造“敢於表達意見的文化”……“能夠做前所沒有的事，我感覺很滿足”，這是高錕成功的最大秘密，也是那些朝思暮想諾貝爾獎而不得者最容易忽視的心境。 就在高錕獲獎的前幾天，一項“搞笑諾貝爾獎”在美國哈佛大學正式頒發。有名字的乳牛產奶量較高，空啤酒瓶比盛滿酒的瓶子更具殺傷力……而中日學者用熊貓糞便中提取的細菌成功分解了90%多的廚房垃圾，也獲得生物學獎。 可惜沒有人就此做任何一項民意調查。我想，如果有超過一半的人能夠看到這些“搞笑”獎項背后非常嚴肅的科學研究，看到非常嚴肅的科學研究裡無窮無盡的樂趣和歡欣，那麼，我們夢寐以求的諾貝爾獎離中國就不遠了。 ********* 馬傑偉﹕周秀娜對文化研究的提問
(明報)2009年10月19日 星期一 05:10 【明報專訊】周秀娜與李小良對話，引來流行周刊與報章圍攻，大罵周秀娜無腦，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；傳媒中人對從事文化研究的李小良亦不客氣。有線電視製作半小時節目，批評李小良中英夾雜、語意不詳、淺入深出。評論筆伐者眾。張堅庭以「大小不良」為題，把李小良與甘乃威相提並論。林奕華的文章最鋒利，直刺要害，文題〈問周秀娜，不如問自己〉，指追問周小姐「快不快樂」，倒不如追問買寫真及攬枕的消費者甚至是李小良本人「快不快樂」，這才是周秀娜現象的核心所在。 口靚模對碰學者，引起如此巨大的迴響實屬罕見。其中不單有香港媒體對性感情色的迷戀，以及港人長年對少女展現性感的百般禁忌，更暴露了近年流行於學術界的文化研究的種種異狀。有關媒體與情色，評論甚多，不贅。近年文化研究已普及於社會運動及文化評論，亦常見於思潮版的文章。今次事件把這門熱門學問推出台前，並以「廢噏」的形象現身，令人頗為錯愕。事件一方面加深了傳統學科對文化研究的輕視，另一方面亦加深了學界與媒體的隔閡與偏見。部分公眾人士再一次「證明」學者言談深奧。而諷刺的是，文化研究其中一個重點，是要介入流行文化與普羅市民的生活。如今介入不成，反被疏遠，是否有點黑色幽默？李小良本意要抗衡精英階層對口靚模的歧視，卻變成是口靚模再一次被流行媒體踩成胸無半點墨的尤物。學術高調，現實難纏，雙方的橋樑破裂了。借用李語，文化研究的學者與粉絲，「有冇欲望同衝動梳理一下複雜嘅自己」？ 文化研究貢獻：打破文化高低 先申報利益。我與李小良不算深交，但是有講有笑的朋友，而我亦曾經有幾年熱中於文化研究。所以下文是自我反省多於對事件的批評。必先肯定，文化研究其中一個貢獻，正是打破文化高低之分，把流行、通俗、市井生活引入大學作嚴肅分析。文化研究自80年代由英美傳入香港，在90年代為人熟識，影響不少人文及社會學科，並於嶺南大學 成為專門學系。文化研究學者大多有一傾向，就是不理會文化等級，凡是人心嚮往而有社會效應的，均可引入學術殿堂。科大對談之前，有批評指口靚模通俗，不應入侵大學。當然李小良與同仁不會苟同。口靚模現象，不單涉及情色、女體、禁忌、壓抑、成長、性感消費，甚至是新一代的價值與機遇。口靚模這個標籤可能曇花一現，但上述的引伸問題卻是時代問題。所以口靚模研究與《紅樓夢》之類的文學研究，同樣有深厚的學術價值。 意願雖好 加深雅俗鴻溝 我相信李小良的良好意願是要打破雅俗屏障，但可惜客觀效果是加深了雅俗的虛偽鴻溝。我從有線電視的報道，知道周秀娜為尊重教授與大學生，選了得體的衣飾，預先讀了些辯論口才的工具書。外人看來這可能是「臨急抱錯佛」，但從有線的訪問可見，周秀娜心目中，走入大學是高攀。她是認真面對。最後不知如何回答教授的問題，竟說了一句「後悔不好好讀書」，再一次肯定「唯有讀書高」的民間信念。但不要忘記，她成功出位，正正不是靠學歷打出名堂。看見她屈從於大學這個高級牌匾，然後傳媒踩之而後快，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周秀娜那一句「好深啊」，我覺得她是學術語言的受害者。李小良一番善意，只是無心之失。他的用語，如「moments」、「愉悅」等，就算問一個大學三年級的高材生，她也可能「O晒嘴」。而正因為文化研究那一套術語，加於口靚模身上，語言不單沒有透視現象的能力，「救佢反而害佢」，讓李小良做一個高深的學者，周秀娜做一個無腦無學歷的口靚妹，然後被周刊借題發揮，強化學術與民間的雅俗界線。 李小良所套用的術語，例如evasive pleasure、主體自覺、emotional moments、奇觀社會等等，文化研究學者大都熟識。不怕對同仁坦白，我是愈來愈懷疑文化研究的複雜術語。起初我還是前一句「快感」，後一句「欲望」的，用得起勁，自覺愉悅。但這多年來我是虛心自問，這些說法，是否實有所指？是否比通俗語言更有效？個人覺得，自己那套文化研究，有時真係「淺入深出」。所謂intensively emotional moments，所謂pleasure，在這種與口靚模對話溝通的情景，意之所指，似乎就是「好爆」、「好型」、「好High」，「覺得自己幾OK」、「自信返晒嚟」；這些不也是周秀娜同代人的顯淺說法嗎！ 在學術會議，大家分享抽象的共同語言而作理論推敲，那是自然又有必要的學術對話。但我發現自己跳進術語的世界中，自以為是介入日常生活，卻是迷失與迷信，更覺遠離生活。人文學術只要能透視文化，術語艱深又何妨。但今次科大對談的用語，其實並不高深，只是錯用。被訪者在不知情下，被慣常不用的「古怪」言詞詰問，「被考起」實屬必然。這是溝通、傳意、訪談的失誤。再進一步，「愉悅」是否實有指，而非文字遊戲，那就要看文化研究者重視人生世相，還是在學術迷宮自娛。 這裏可補充一則文化研究的真實笑話。90年代中期，物理學教授Sokal，投稿著名的文化研究學刊《Social Text》，發表了一篇「廢噏」論文，說什麼「概念革命，已深化了一個未來的後現代和解放科學的涵意……」總之把最流行的學術潮語「抄埋一碟」，而惡搞論文竟被刊登。他又在另一本期刊《Lingua Franca》自我踢爆，寫了一篇〈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〉，旨在說明文化研究一見學術潮語就興奮莫名，不理是否呼應現實，就視之為學術珍品。這個「文化研究實驗」，震撼美國 學術界，史稱「索卡惡作劇」（Sokal's Hoax）。文化研究被整蠱，欲加之罪何患無詞；索卡有心玩口野，避無可避。文化研究不少精闢概念，能讓人超越常識，揭開現象背後的關係，不應被索卡一筆勾銷。 但按照我只有三數年與文化研究的「戀情」，也感受到文化研究對於「淺入深出」的術語特別熱情；那些對術語的愉悅，有甚於對現實人心所向的追尋。周秀娜喜歡「爆」，追求自我，改造身材，自知三點不露同時售賣性感與性幻想有其市場，而她背後的經理人深明此道，配合周小姐自信、有堅持，而且EQ高，不怕傳媒醜化，最終成名圖利。這個口靚模故事，以及背後情色、女體、禁忌、壓抑的問題，真要耐心梳理；概念能否說明問題，才最重要。 李周對談 不少概念錯配 今次對談，有不少概念錯配之處。英式文化研究對精英與低下階層之間的抗衡理論，按照我有限的理解，並不適用於香港口靚模。香港的精英，價值觀與文化品味其實十分市井。香港精英以前大都是移民。周秀娜不算是草根，批判她的傳媒也不是貴族。此外，John Fiske的evasive pleasure更難套於周秀娜頭上。我不覺得她是逃避主流並在抗衡中得到快樂（或愉悅）。她是在香港這個殘酷的消費社會之中尋找掙錢謀生的空間。 這幾年，我幾乎放棄了文化研究。但上月同事訪問美國文化研究開山祖師Lawrence Grossberg，令我重新對文化研究心生敬意。目前文化研究已逐漸普及，甚至已成為獨立的學系。這可說是文化研究的成功之處，但也可視為文化研究的獨特性已逐漸模糊。在文化研究開花結果又變得性格模糊的今天，Lawrence Grossberg回顧文化研究的歷史，重申文化研究的精粹，是一種面向當下的「激進處境主義」。激進處境主義是以具體處境作為第一優先。其激進之處，在於質疑一切現有理論、意識形態、建制權力對現况的詮釋；努力進入處境具體特性，並作富想像力的推敲。 Grossberg說，處境在變、各地不同、時代不斷變遷，文化研究學者因此不能慵懶，對每一種新處境的研究都是一種新的介入。上世紀下半葉在英美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成果，只能參照而不能硬套在今天；各地文化有其獨特性，在普遍的通則之下各有表述。Grossberg在電話對話之中，對華人文化研究學者說﹕請你們放棄英美那些精英與民間抗衡的概念，從你自己社會出發，認真對待身處的十字路口，這就是文化研究。 身處的情景最重要 我想，文化研究當初吸引我之處，就是這種「激進的處境主義」：經典可參考、理論可參考、術語可借用，但最重要的是你身處的情景。Grossberg回到基本，把我從文化研究的懷疑與失望之中稍為挽回過來。 說得遠了。我只想說，Grossberg的提醒值得香港文化研究者反思﹕不少學術理論都是求普遍通則，文化研究是義無反顧的追尋當下處境的特殊性格，努力貼近現場，站在十字路口，猶豫、思考、追問。 上文的自問自答，有何粗淺曲解之處，希望學者同道指證。共勉之。 *與Grossberg 對談，可參考最新一期的《傳播與社會》學刋。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| 
